陈士同:《凤凰琴》:弹奏民师转正的悲凉挽歌——写在读《凤凰琴》之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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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士同:《凤凰琴》:弹奏民师转正的悲凉挽歌——写在读《凤凰琴》之后

《凤凰琴》:弹奏民师转正的悲凉挽歌——写在读《凤凰琴》之后    “明爱芬接过表格,从头到尾细看一遍,脸上逐渐起了一层红晕。 ‘老余,快拿水给我洗洗,这手哇,别弄脏表格。

’说完,她用肥皂小心洗净了手,擦干,要过一支笔,颤颤悠悠地填上‘明爱芬,女,已婚,汉族,共青团员,贫农,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二日生。

’那支笔忽然不动了——明爱芬在填完穷其后半生精力等待的转正表之后,脸上带着满意而幸福的神情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”这是刘醒龙的中篇小说《凤凰琴》中的一个镜头。 作为界岭小学第一代民师,明爱芬为等待转正的机会,耗费了人生的全部:产后三天到县里参加转正考试——由于自己没有靠山,只能靠自己的成绩和实力争取机会。 可是,通往县城的一条河上的桥的拆除,使她只能淌着刺骨的河水过河,结果考试还没有开始,她就晕倒在考场。 从此以后就瘫痪在床,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。 虽然想过无数种方式了断自己,但对转正的渴望,让她每一次在即将跨过鬼门关时又被丈夫余校长拽了回来。 对明爱芬来说,她残存着一口气就是希望能够等到那一天的到来,至于如何活着,怎么活着,是否有尊严地活着已经不重要。     作为中国特定历史时期教育的特殊现象,民师在整个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
国情所囿,民师扮演着双重的社会角色:课余时土里刨饭吃的农民,课堂上传道受业解惑的老师。 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,他们一度处于尴尬的境遇中:卑微的社会地位,微薄的社会待遇,艰辛的体力和脑力劳动——称不上真正的教师,算不上纯正的农民——高不成低不就。 但是,广大的民师多来自社会的底层,他们深深懂得并深切感受到农村、农民的辛酸。

因为识得文字——在左邻右舍的眼中被奉为有学问的人,所以不辞辛劳地扮演起半教半农的角色。

对他们来说,善良质朴天性的浸润,让他们没有更多奢侈的想法,唯一遥不可及,又不愿意放弃的侈望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熬得个名正言顺的名分。     界岭小学的三代民师明爱芬、万站长(文化站),余校长、孙四海、邓有米,张英才是中国庞大民师队伍的代表,他们所面临和经历的正是广大民师群体的浓缩。

按照他们对自我的认定和境遇的划分,三代人代表了三种类型:有靠山,即使没有多大能耐,不需要太努力就可以获得转正的——万站长、邓有米,没有靠山,有真才实学,靠自己拼搏等待机会的——明爱芬、余校长、孙四海,既有靠山,又有本事的——张英才。

特殊历史河流的冲击,堆积的中国教育的尘埃因为缺少太多的愚公,只能似蜗牛般蠕动,山窝窝里的教育更是举步维艰。 界岭小学,一所建在高山之巅,远离乡镇县城。

三代民师的守护,尽管每天只上两节课,但有了点点的火芯,让大山显得不是那样的冰冷。 经过第一代明爱芬和万站长几番争取,让方圆二十里没有学上的山伢子们有了认识外面世界的机会。

虽然衣衫不整,温饱不保,但对知识的渴望,让沉寂的大山始终没有停息过朗朗书声。 随着万站长娶得“名门”,实现转正之后飞出了山窝窝,余校长接棒,邓有米、孙四海加盟,学校由原来的两位老师变成了四位。 虽然大队部半年几个月不发工资,但为了孩子,他们必须坚守。 当然,支撑他们坚持下去的更大动力是,希望能够等到转正的机会。

张英才,算得上是新时代的民师。 高考差三分落榜,复习非但没有长进,反而降了一分。 肄业在家,百无一用是书生,肩挑手拿的重活做不了。 经过舅舅——万站长的争取,以张英才高度近视不能从事体力劳动为由,给他争取到一个民师的指标。 初出茅庐,书生意气,即使一万个不情愿,但在没有第三条路(第二条是父亲让他与一起到县城挑大粪)的情况下,只能打点行囊跟随舅舅到了“鸟不拉屎”的界岭小学。     因为有万站长外甥身份的护佑,张英才虽然是一名普通教师,但在三位领导(余校长、孙主任、邓副校长)的心目中地位是沉甸甸的。 余校长的无私与善良、邓副校长的精明、孙主任的多愁善感、郁郁寡欢,加上卧床不起,糟蹋的不成人样的明爱芬,一所学校就这样在几个人的支撑下存在着、挣扎着。

对每一个人来说,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,都有自己的辛酸,都渴望能够熬到理直气壮的时候:余校长为了把更多山伢子从文盲的阵营中拯救出来,无私地把自家改成大食堂,让更多的孩子吃住在自己家,结果让自己的孩子双腿还没有树干粗;邓有米为了早日跳出苦海,想方设法打探消息。 为了筹备拉关系走后门的资金,不惜冒险盗取公家树木;孙四海,因为家境贫寒,无法与相爱的人长相厮守,只能暗传鸿雁,每当哀婉的笛子响起时,也就是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之际;张英才,不到二十岁的高考落榜生,把小说《小城里的年轻人》作为自己的精神食粮,一遍遍地阅读,希望从中间能够汲取更多让自己奋进的力量。 而对女同学的爱恋,加上女同学那句充满温情的“随时等待你来敲门”留言,让他对未来始终没有失去信心。 刚刚跨出校门的年轻人,还没有完全受到社会大染缸的污染,耿直和正义感还没有泯灭,当看到弄虚作假隐瞒扫盲信息时,他的仗义执言非但没有给界岭小学的师生带来益处,反而让界岭丢了先进,损失了八百元的奖金。 而一篇以界岭小学为题材的纪实报道引发的“地震”,一下子改变了界岭小学的境遇,也让界岭小学走入外界的视野。

当然,也使自己成为了名人。

省级报刊的篇幅刊载,一百九十三元的稿费,因为不经意的实话实说,也同样给自己争得一个转正的名额。

    盼星星盼月亮,终于等到了希望。 如果是在过去,张英才会毫不犹豫地填好表格,但与界岭小学师生长时间的朝夕相处,经历过风风雨雨之后,张英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,懂得了取舍。 而面对来之不易的机会,邓有米、孙四海、余校长也同样陷入苦苦的纠结之中。

没有希望的时候望眼欲穿地等待,真正希望到来时,他们在名与利、情与义之间无法抉择。

之所以出现这种二难境地,是因为他们为了实现转正已经经历过人生的跌跌落落、起起伏伏。 他们明白,自己的根在界岭,自己只能守护着贫瘠的大山,守护着一群亟待启智的山伢子。

有了自己的付出,孩子们才能看到更多的希望,即使一辈子“民师”的外衣脱不下,也只能认命。     皑皑白雪中,万站长与余校长琴笛合鸣,在庄严的国歌声中,五星红旗在白雪的映照中徐徐落下。

伴随着邓有米与孙四海二人笛子曲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,张英才跟随着舅舅向白雪深处走去,山风萧萧,笛声幽咽,茫茫的界岭笼罩在暮霭之中,一切是如此的沉寂,除了几双浑浊的双眼,似乎找寻不到一点生机。

(安徽省皖西经济技术学校陈士同)    。